鸡啄米

       一个年轻的程序员想到一个创意，当时大家都觉得它是个异想天开的馊点子。刚大学毕业，他就找到一份为欢聚时代旗下平台YY编写软件的工作。欢聚时代成立于2005年，2012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总部位于广州。在YY这个互联网语音交流平台，每月有超过1亿用户发布视频、收听其他用户的广播、演唱、打电游，或者主持脱口秀。观众们可以和视频发布者沟通，进行语音或者文字形式的聊天。

　　每周三晚上，新车间都会举办“开放夜”，创客们可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新点子。

　　他觉得，YY应该做一种新的尝试：用公司已成熟应用的流技术提供一项约会服务，就像电视上的约会节目那样操作，让主持人建一个网络聊天室，邀请单身人士加入，鼓励他们彼此提问。通过网上互动，单身汉们可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然而，公司高管对这一提议都将信将疑。“CEO差点毙了这个点子。”首席财务官何震宇坐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这样回忆。一群兴奋的代码工程师和设计师就在他楼下第三层工作。CEO当时这样问他，你确信自己想做这东西？太傻了，没人会喜欢的。但他急不可待，坚持一试。于是高管们大手一挥，索性让他放手一搏，尽管试试看吧。

　　新生代创新者逐渐兴起

　　在中国，过去可不会有这种员工。十年前，高科技领域的观察家抱怨，中国没有多少大无畏的创新者。当然，那时中国不乏利润丰厚的高科技公司，却很少有企业敢冒创新活动的风险，大多数只是模仿硅谷：百度仿效的是谷歌，腾讯是雅虎的翻版，京东是又一个亚马逊。中国年轻一代程序员有能力编写不逊于国外同行的程序，却缺少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或者苹果之父乔布斯那样的冲劲。

　　美国西海岸创业者奉行的是试错的哲学，接受很快出现失败和经常失败，认为这样更有助于找到大卖的产品。这种观念在当时中国的年轻一代眼中无异于另类，甚至有危险。培养当时中国年轻人的教育体系注重生搬硬套的记忆训练，惩罚一切错误。在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渴望去发展稳健的大公司工作，就图有个稳定的饭碗。这种心理也不难理解，当时中国的城镇居民刚刚摆脱几十年的贫困生活，大部分农村地区还翘首以盼脱贫的机会。做社会人最好是脚踏实地，别出什么岔子。

　　那种心态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中国越来越富强，新一代都市科技精英也更加自信，更有勇气，将小富即安的心理抛在一边。2000年，中国将近4%的国民属于中产阶级——按年收入9000至3.4万美元来算。到2012年，已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收入达到这一水平。这十年间，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中国国民人数翻了七倍：2015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已有700万人。就这样，中国诞生了既有创新意识又乐于冒险进取的一代新人。

　　曾在苹果、微软和谷歌任高管的中国风投资本家李开复评价：“我们正在看到一些二十出头的青年开办公司，他们刚刚走出校园，有些甚至辍学创业。”过去十年，李开复致力于帮助年轻一代创建公司。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涌现了许多雄心勃勃的发明家和企业家，软件创业加速器和创客空间人才济济。他们不再期盼能加入谷歌和苹果这类科技巨头工作，和硅谷的创业者一样，他们也想创立下一个谷歌或者苹果。

　　小米北京总部的员工在工作之余打桌球放松。

　　电商巨头美团的员工。

　　实时流媒体公司YY的办公空间。

　　任何一位创业者，只要创意有前景，有一定工作经验，都有望找到扶持创业的资金。2014年，风险资本家向中国初创公司合计注资155亿美元，规模创最高纪录。有了身家百万的天使投资人支持，企业家不但可以获得必要的融资，也可以得到宝贵的建议和指导。（虽然和2014年美国风投资金480亿美元的总规模相比，这些投资还是九牛一毛。）即使是一直对互联网企业持谨慎态度、大范围进行数字技术审查的中国政府，也为初创公司设立了65亿美元的专项基金。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飞速增长一去不返，政府开始焦急地寻求创造就业的新增长点，而科技业正是一片蓝海。

　　中国的网络服务与硬件领域都步入新的繁荣发展期。迅速崛起的北京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和腾讯公司覆盖全球的社交网络应用微信都是本土企业最新的成功典范，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佼佼者。本土公司拥有突出的优势，他们熟悉国内的口味，能有效运用西方企业开创的一流制造系统，而且临近全球成长最快的市场——印度和东南亚。这些因素帮助本土公司在中国市场战胜西方同行。小米就是一个最佳例子。2014年，小米成为仅次于三星、苹果和华为的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

　　至于本文开头提到的YY，事实证明，公司管理层让那位锐意创新的程序员挑战新服务是明智之举。该平台2015年推出的约会服务一炮走红，为公司带来了盈利。YY没有任何广告，其盈利来自用户付款购买虚拟物品，那些虚拟商品可以作为礼物赠与他人，或者奖励为其视频播报的“广播员”。每完成一笔赠送，YY会抽成60%，剩余的收入归礼物接收者。（人气高的“广播员”收入颇丰，依靠YY平台的收入就可以衣食无忧。）

　　我扫了一眼何震宇办公桌上那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看见一场约会活动正在进行。男女嘉宾之间彼此赠礼，主持人也有参与，他们赠送的虚拟礼物有价值1.55美元的戒指、16美分的亲吻、5美分的情书等。有些虚拟礼物的定价较高，比如约1000美元一辆的兰博基尼跑车。约会服务上线前9个月合计创收约1500万美元，每月收入持续蹿升。2014年是欢聚时代在美国公开上市的第三年，这一年，YY全年收入5.8亿美元。尽管经历了2015年的股市动荡，公司的市值仍达到30亿美元。

　　下一代硅谷已然亮相，就在东方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迎来第一轮科技繁荣期，诞生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互联网时代，有了搜索引擎、电邮和博客工具、新闻门户，阿里巴巴开始在网络销售市场扩张。那个时期，中国迫切需要以美国公司为蓝本的本土科技企业，因为当时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经营往往水土不服，受到多方面限制，而国内企业相比外企有诸多优势。他们懂得，在21世纪初国内宽带上网远未普及时，中国亟需互联网专才。比如十年前，eBay曾试图占领中国大部分市场，但未能成功。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中国小企业那时还没有普及电脑，或者没有上网的条件，否则他们也可能选择eBay的平台将产品销往全球。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却深知互联网的重要性，他组建了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团队，教阿里巴巴平台的商家正确使用互联网。阿里巴巴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也在中国遥遥领先于eBay的同类平台PayPal。支付宝允许买家在收货后并且对商品感到满意时才真正付款，这样的设置帮助支付宝在互联网市场创出了口碑。在第一代互联网时代，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企业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巨无霸，他们的地位就如同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微软等业内巨头。

　　复制美国企业的成功为互联网第二代企业铺平了道路，后者兴起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将近之时。对那些新生代的科技企业来说，大企业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建立了对今日高科技繁荣环境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众多年轻人赖以走上创业道路的利器——云服务。正是依靠云服务，他们仿佛一夜之间便成功启动业务，并开始迅速吸引客户带来回报。

　　美团网是这第二波科技业高潮最成功的产物之一。这家公司让国内小商家向上网或是使用美团手机应用的周边购物者发布交易消息，凭借这种方式成为大型电商。我曾拜访该公司设在北京的总部。它看上去像一片热带雨林：每个工作间之间都有郁郁葱葱的绿叶植物，加湿器喷出的气体还在袅袅升腾。表面看来，那里几乎悄然无声，其实就在那方寸之间却有巨额资金涌动。几十位编程员座位上方悬挂着一块四人用办公桌大小的LCD屏幕，上面闪动着一个数字：8309。它代表那天截至当时美团已经发布的交易数。成立五年来，美团网的营业收入一路激增，2014年，该司为90万合作商家处理了70多亿美元的交易。其2015年的目标是，到年末让这一交易规模翻一倍以上，达到185亿美元。

　　美团办公大堂。

　　别看美团网首席执行官王兴身材瘦削，语气温和，他可是紧跟中国初创企业创新潮流变迁的企业家，已有多次创业的经历。在2008年注意到团购鼻祖Groupon兴起之前，王兴曾建立一些仿效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网站。他承认：“毫无疑问，我们（美团）受到Groupon的影响。”但也是在留意到Groupon之时，他就凭借丰富的经验，发现其商业模式存在一些缺陷。Groupon向每笔交易抽取最高50%的佣金，这让合作商家的利益受到较大侵害。因为通过Groupon发布交易会定期失去部分收入，他们不得不承受盈利的压力，寄望于吸引新的长期客户，但往往事与愿违。

　　王兴不愿像Groupon那样施压商家，他希望美团成为小商家与客户交易最简便的渠道，希望与这类商家保持往来。因此，他设定美团仅收取5%的佣金，以保证合作的商家几乎始终能获得盈利。

　　王兴也开始开发美团自有的电子商务技术。他给我展示了一项最新成果，美团的程序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连锁影院，将他们的订票系统与美团的应用连接在一起。这么做对美团来说固然麻烦，却方便了用户，现在他们不仅能通过美团的应用购买电影票，还能提前挑选相关影院的座位。王兴以影片《霍比特人》为例，在应用上向我演示。他说：“去影院以后，你不必排队买票，只需要去自动售票上扫描自己的密码就可以进去看电影了。”如今，美团这种只需轻轻一点的购票方式已售出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影票。2014年，仅出售电影票一项业务的收入就占公司年收入的10%。

　　这实在是一步顺应潮流的妙棋。因为在当今中国，提供便利的服务正是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迫切的诉求。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人士使用高端手机，向往欧洲的精英生活时尚，几乎要用手机满足各类生活需求，比如用支付宝付车费，去北京郊外的艺术家聚集地赴派对；开通微信，使用地址分享功能，告诉朋友自己在哪里；用美图秀秀美化自拍照，然后分享到朋友圈里。

　　2013年，中国中产阶级44%的开销都贡献给了服务型经济。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预计，到2022年，这一比例将升至50%，因为年轻的城市居民会尽可能通过手机订购一切生活服务，从基本的短信通讯到叫外卖、美发、美甲等等包罗万有。即便2015年中国股市一度大跌，看来也并未挫伤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美银美林分析师估算，10月黄金周旅游旺季期间，全国票房同比猛涨70%，海外游消费也高涨36.6%。

　　虽然电子商务已经在中国发展壮大，但产值还未达到惊人的规模，海量的日常服务仍在线下进行。例如中国80%的酒店客房还是线下预订。中国消费者青睐电子商务的原因不是它能带来便利，而是它比实体店的经营公开透明得多，腐败因素少得多。

　　正如李开复所说，按美国标准评价，中国的实体商家普遍效率低下，大肆吹嘘的行为比比皆是。他指出：“美国有几百年公平竞争的传统，商界相对比较公平透明。”可中国截然不同，“如果要出售房地产，交易根本是不透明的。如果想买二手车，也没有像Consumer Reports那样的独立调查机构出具质量报告，或者勇敢的消费者出面披露汽车安全问题。”李开复认为，电商无需中间商和创造声誉的系统，让交易更透明、更可信，“所以，基于社交的手机解决方案会好得多。”

　　腐败只是中国面对的众多挑战之一。中国投资者还面临银行业务不透明、污染泛滥等挑战。

　　短期来看，高科技业的掘金潮已经使业内竞争白热化，一些企业家陷入狂热。无论何时，只要开发一类新的领域，就立即会涌入成百上千的创业公司分食那杯羹。在美国，竞争还比较温和，比如租车分享服务领域只有Uber和Lyft两大巨头。而李开复估计，在成立之初，美团不得不与国内3000位对手竞争。在这种激烈竞争中存活的企业，都可谓身经百战。王兴就是如此。现在他也是天使投资人，正在关注创意有前景的后辈。他投资了一家名叫e代驾的初创公司。该公司帮助车主寻找自己喝醉时的代驾。他笑着介绍：“他们（e代驾）眼下在中国成了霸主，去年进入了首尔市场，因为他们告诉我，那个城市的人是全世界最喜欢喝醉的。”

　　中国的网络服务创新高潮已经颇有规模。和美国相比，中国在硬件方面的优势无疑大得多。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深圳等沿海城市目前云集电子生产商，既有区区零星工人的小作坊，又有富士康这类一个工业园区就有上万工人的iPhone零部件代工厂商。这些企业都很了解如何制造产品，本土的创业者几乎必定会利用这种地利优势。

　　因为附近就是生产厂，或者距离电子产品市场很近，中国的网络服务公司可以率先掌握硬件领域的最新潮流。

　　“在那种公司，成功不能自己说了算”

　　北京科技公司泽普互动（Zepp）的联合创始人韩铮直言：“中国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了解（形势），因为我们有深圳。”泽普互动的传感器在运动领域风生水起。它追踪人们挥动高尔夫球杆、丢出篮球、挥出网球杆等运动时的动作，用iPhone应用帮助运动者改进动作，提高水平。

　　五年前还在攻读博士期间，韩铮曾进入北京的微软研究院工作过，当时萌发了创业的想法。在大公司工作可能比较稳定，但研发人员即使在某个项目上倾注了几年的心血，也可能永远无法让它真正推向市场，拿出真实的产品。他坐在明亮的泽普办公室里向我坦言，在那种公司，成功不能自己说了算。说这话时，他身后坐着二十多名敲击键盘的程序员和设计师。

　　当年在微软工作时，韩铮注意到，HTC和惠普的手机以及任天堂Wii游戏机的遥控器都使用了陀螺仪。他预见到，随着大公司继续在产品中应用陀螺仪，这种部件的价格会下跌。因此，陀螺仪将很有商业开发潜力。他和目前主管泽普互动研发的朋友叶昱升都热爱欢运动，于是他们想到，可以开发摆动传感器，让运动者分析自己的摆动动作，或者将自己的动作和职业运动员比较，也可以帮助职业运动队的教练监控全队的实际摆动，甚至远程查看动作。就这样，韩铮和叶昱升选择高尔夫球作为创业的突破口。他们推测，不善于运动的人会愿意花钱买一款保证能提升自己水平的传感器。

　　两人将我带到一间地下室，墙上装饰着偏离正道的高尔夫球位标。韩铮介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完善传感器，研究摆动。”他们的样机表现出色，吸引了来中国为苹果专卖店寻找适合销售品的一位苹果公司销售代表。由于苹果公司对美观的要求一丝不苟，他们先后推出了14款样机，慢慢打磨设计。过程很艰难，但不断改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2年，泽普互动的传感器在苹果电子商店上架，目前下载量超过30万次。

　　凭借天使投资人小王提供的150万美元种子资金，韩铮和叶昱升成立了泽普实验室（Zepp Labs），通过各自的人脉找到了一家可靠的工厂，帮助生产样机和实现设备量产。泽普互动生产的最后步骤是找到一家像富士康那种级别的代工厂，它还要有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巧妙地解决设计方面的问题。在中国，这一步骤以往都是棘手的经营环节，但这些年也更容易处理了。因为有了一些沟通设计者与生产厂的中间商，比如制造业巨头PCH的项目Highway 1。它挑选世界各地的机械设备发明家，寻找最有实力的加工厂，愿意尝试将那些前景不明的发明创造转化为实物产品。

　　泽普实验室联合创始人韩斌在北京办公室。

　　Zepp Labs联合创始人用该司开发的技术捕捉挥杆动作。

　　硬件初创公司Zepp Labs的北京办公室。

　　Zepp Labs员工正在测试硬件。

　　中国的黑客空间逐渐兴起

　　中国也在逐渐兴起一场“黑客空间运动”，第一个黑客空间“新车间”于2010年成立于上海，创始人兼互联网创业者李大维当时发现，人们只需用到一些简单工具就有可能摇身变成发明家。如今，无论是来自中国大江南北还是全世界各地慕名而至的创客，他们都聚在新车间进行头脑风暴，李大维也会带这些人去参观当地的工厂，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硬件生态。

　　新车间的运营方式挺像一家健身房，会员缴付月费就能使用空间里的所有工具，还能结交到其他创客，互通有无。“我总是鼓励人们：快速造出原型，找到生产商，完成众筹。”李大维坐在新车间的桌子旁跟我说。桌子前面有一台冰箱，上面贴着一张便条，写着“干票大的”（DO EPIC SHIT）。

　　他身后的房间里满是各种工具和3D打印机。最近，从新车间走向世界的一款产品是智能耳机Wearhaus，旨在改变人们的音乐分享习惯，人们能够直接把耳机相连，在一起工作或学习的时候分享音乐。第一批生产的3000副耳机早已售罄，团队正在酝酿推出下一批产品。

　　坐落在北京的小米总部也是中国创新热潮的弄潮儿。小米成立于2010年，旗下的小米手机性能足够媲美iPhone、价格却只需后者一半，快速的处理器、大屏幕、以及流畅的操作系统MIUI一个不少。更为人所知的，或许是小米主要通过线上销售的盈利模式及其爆炸式的增长。去年，小米卖出了6100万台手机，在2015年里的部分时候，它也是销量最好的手机品牌。虽然小米还没上市，但投资人们在去年就已给出了450亿美元的估值。

　　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曾多次创业，十年前创立卓越网挖了第一桶金，后来卖给了亚马逊。后来，雷军很快转型成为天使投资人，给YY这样的下一代创新者投资，同时跟中国最好的一批设计师和工程师打交道。于是到了2010年，他在智能手机领域有了成型的想法，此后创立小米，广招人才，快速生产出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在同年8月推出市场。

　　中国的极客们都挺喜欢这款系统，唯一的问题是得把这个系统下载到现有的手机上才能用。如果小米要用这个系统打入更大的市场、更多的用户，就必须自产自销手机才行。后来，富士康成了小米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同时小米还建立起一个高效的销售系统。每款新的产品模型首先会限量出售——比如50000台——每周的限时抢购培养了一大批粉丝。有幸抢到的人会给手机打分，向其他人炫耀，给小米打免费广告。有了市场需求后，小米会投入量产，以满足顾客的需求。

　　小米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到处装点着大幅绘画。有一天，员工从街上捡回一只流浪狗，从此成了办公室一楼狗屋的常住房客。二楼是客服中心，客服代表一刻不停地接听电话，解答全球各地顾客的疑难。虽说小米的最大市场仍在中国，小米在2013年雇请了前谷歌Android产品管理副总裁Hugo Barra来开拓全球市场。Barra说：“这些手机能够帮到一些永远用不上电脑的人，让他们用手机发现互联网。”他认为，小米的优势在于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做硬件，但是用的是开发软件的方式，每周都会推出软件的更新！”这些更新往往来自小米的忠实粉丝给出的大量反馈：小米团队在消费者论坛上发表一篇文章，每每能得到十万条回复，大家都会热议操作系统的最新更新

　　小米在线上跟顾客的积极沟通，的确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既能弄清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又能培养他们对小米的疯狂追捧。小米以接近成本价的价格来卖手机，很大一部分营收来自其配件，比如耳机和手环，还有系统皮肤等应用商店里的购买项目。小米的发展最终还会转向电商交易，比如让小米用户定外卖、订机票乃至买衣服。

　　不过，要看到小米未来的广阔前景，你还得往下走一层，来到展示厅瞧一瞧。里面摆满了小米准备推出市场的物联网设备，所有设备都能用手机操作系统远程控制。里面有智能灯泡、摄像头、浴室磅秤、插电板，还有空气净化器——在失控的雾霾问题面前，这个产品似乎已成家庭必备。只要买了其中一件，你就会很快想要买下其他的产品，Barra表示，这些设备一起用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要成为中国市场的赢家，就是自己开辟一处围起来的花园，让顾客一直呆在里面。”

　　小米的这些硬件并非自己设计生产，而是搜罗新晋的创业公司，然后投资，让他们生产出质量达到苹果水平的设计，这样的模式可谓惊人。相比之下，谷歌那种亲力亲为开发物联网设备的方式——比如智能恒温器Nest和监控摄像头——简直是大写的后知后觉。

　　许多西方的创业者如今纷纷蜂拥至中国的沿海城市，寻找硬件和软件开发的加速器。换句话说，中国的创新一代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能够与全球的高科技品牌进行竞争。美国知名华裔硬件黑客Bunnie Huang说，“苹果和三星该开始发愁了。”的确，在2015年第二季度，三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2012年同期的32.2%下降到了如今的21.4%。

　　新车间联合创始人李大维。

　　从新车间走出来的第一台开源3D打印机“Printrbot”。

　　新车间的“沙发自行车”。

　　说到硬件，中国创客们还受益于这个全球最大、同时还在飞速发展的消费者市场。小米第一次在外国的扩张不是在美国，而是人口更多的印度。光是2015年的第三季度，小米就在当地卖出了100万台手机。中国和印度市场的成功就让小米拿下了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市场。而在美国市场，许多消费者早已拥有智能手机，对小米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在小米这样的中国公司向科技巨头发起挑战的同时，机遇还体现在另一方面：西方创业者越来越容易来到中国工作。他们大都涌向沿海城市那些硬件和软件加速器，寻找本地合伙人或是工厂。去年，一个来到上海的法国女性创业者跟中国的程序员组建了团队，创建了一个法国红酒的在线销售市场，瞄准那些本地人青睐的时髦餐馆。而在深圳，年轻的美国创客聚在深圳的创业孵化期H@xlr8r（现更名为Hax），开发出一系列有趣的小玩意儿，从GIF摄像机到机器人，不一而足。

　　中国正在从根本上转型为那些有想法的人的朝圣地，就像以前的硅谷。

　　在旅程的最后，我来到李大维的新车间，当时他正在跟一个创业团队面谈。那个团队的成员之一李欧（Lionello Lunesu）是荷兰籍意大利人，他已经在中国住了八年，还有拉丁裔的Berni War。他们正在检测附近工厂寄来的最新原型。那个小设备能够给你提示电脑和手机的新消息，就像一个能够摆在桌上而不是戴在手上的Apple Watch。“大维觉得，我们做得还不够开。”李欧说。

　　李大维拿起那个小设备，抚摸着它光滑的白色边缘。“这个塑料跟iPhone 5c的一模一样。”他这么说完，其他人都露出了微笑。很多时候，美国没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都聚在了这里。